廉而不刿 取之有道——《荀子》中的廉洁文化

“廉”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。在一些典籍中，“廉”表示一种高洁的道德操守，对于从政者，“廉”是他们在从政过程中要恪守的基本道德规范。同时，“廉” 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理念，与“礼”“义”“耻”被称作“国之四维”。在先秦时期，儒家思想也蕴含着深刻而独到的廉政观念。在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中，荀子是较多论及“廉”德的一位思想家，荀子廉政思想具备了儒家“中道”的思维特征，其中“廉而不刿”和荀子对子发“私廉”的评议，便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。

“廉而不刿”。君子拥有众多美好的品德，“廉而不刿”是其中之一。《荀子·不苟》中讲：“君子宽而不僈，廉而不刿，辩而不争，察而不激，寡立而不胜，坚强而不暴，柔从而不流。”“廉”指“棱”，在这里引申为行为方正、有边界，“刿”指伤害，“廉而不刿”可以解释为君子行为方正但不伤害别人。“廉而不刿”，看似简单的四个字，却反映了儒家的“中道”智慧，这是荀子对儒家廉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。任一独立的德目本身，是不完善的，总有它的不足和过激之处。荀子认为，“廉”如果走向极端，便是“刿”，“不刿”的提出，使“廉”的美德更加完善，表达了劝善规过的内容，它是儒家道德训诫的典型形式。在《荀子·荣辱》篇中，荀子说，“廉而不见贵者，刿也”。为何行为方正却不受人尊重呢？原因在于伤人。廉而刿，这是小人之行，君子是不会做的。在《荀子·法行》篇中，荀子认为，玉的品质如同君子的美德，玉“廉而不刿”，它有廉棱而不伤物，恰似有德行者不伤害他人。“廉而不刿”是君子之德行，“廉而不刿”是君子做人处世的方式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。范晔《后汉书》记载了“杨震暮夜却金”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一方面，杨震清廉的行为让后世称颂，另一方面，他拒绝财物的方式体现了君子风范，做到了不伤害他人。送金的王密说夜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，杨震回答，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。何谓无知者？”在杨震的启发下，王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，匆忙离开了。这大概就是荀子所说的“廉而不刿”。

讥评“私廉”。在《荀子·强国》篇中，荀子讲了子发的故事。楚国令尹子发向西征讨蔡国，攻克后，擒获了蔡侯，立了战功，楚王打算奖励他，但子发辞谢说，众志成城打退敌人是士兵的威势，我不应该凭借士兵的威势接受奖赏。针对子发“辞赏”的事情，荀子作出了评价，荀子说：“尚贤使能，赏有功，罚有罪”，这是先王之道。子发违反先王之道、乱楚国之法，打击了有功之臣，使受赏的人感到羞耻，还独自认为个人清廉，难道不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吗？“独以为私廉，岂不过甚矣哉！”这种“私廉”的做法是目光浅陋的。在荀子看来，子发不接受应有的奖赏并不是“廉”的表现，在这件事情上，荀子的理性精神贯彻了儒家的廉政主张。《左传》中有吴公子季札的一段话，季札观周乐，称颂说“盛德”有十四项，“取而不贪”是其中之一，“廉”不是不取，而是取之有道、合于先王之道，“道”才是“廉”的标准。

“廉耻”之心。荀子在孟子“羞恶之心”的思想基础上，使用了“廉耻”这一概念。在《荀子·修身》篇中，荀子说没有廉耻又贪图饮食享受是“恶少者”的表现，有无廉耻之心是君子与其他人群的区别，争饮食而无廉耻，甚至被荀子定义为狗和猪的勇敢，可见荀子对知廉耻的重视。

“廉节”之义。荀子指出了国君廉洁的重要性，提出官员清廉是治国之至道，更看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。荀子认为，君主如果贪图财利，那么百官就趁机多取少给，没有限度地榨取民众，因此君主首先要做到“无贪利之心”，为百官作表率。理想的治理模式是道德高尚的人得到重用，守廉洁的人被任用，而奸佞、奉承的人被遏止，贪利之人被辞退。“廉”是官员选拔与任用的重要标准。君主“无贪利之心”，然后实施一系列隆礼重法、尚贤使能等社会治理政策，公平、正义明于天下，廉洁之人就会涌现出来。

在荀子看来，实现廉政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：一是实现“志意修”。《荀子·修身》中讲：“志意修则骄富贵，道义重则轻王公，内省而外物轻矣。”志向美好就能傲视富贵，注重内在修养就会看轻外物，古书上说，“君子役物，小人役于物”，荀子对贪利之人提出了“治气养心”的方法，那就是用高尚的志向引导他们。《荀子·儒效》中讲，周武王去世后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，拥有了地位和权力，而天下人却不说他贪心，这是因为周公志向远大。廉洁意识的养成，离不开“尚志”，君子志存高远，是为了推崇仁爱，为政者树立了“隆仁”的志向，就会淡泊名利，真正做到“若保赤子”“视民如伤”。

二是重民本。以民为本是“高志”之一，《荀子·大略》中说：“天之生民，非为君也；天之立君，以为民也。”当政者发布政令、制定政策都是为了民众，爱民利民是君主的职责，“无不爱也，无不敬也”。《荀子·宥坐》认为，如果当政者没有合理的政策，就不能施加刑罚，因为这是政府的问题，罪过不在民众。荀子引用《诗经》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”，表达了对为政者的要求以及对民众的爱护之意。

三是实践“义克利”。在荀子看来，好利恶害，君子和小人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追求的方式不同。义与利是人们都需要的，即使尧、舜也不能消掉民众对利己的喜好，但是尧、舜可以使民众对利益的喜好不超过对道义的追求。对一个社会来说，道义胜过利益就是安定的社会，对从政者来说，“义克利”能够使官员清廉、政治清明。《荀子·大略》认为，“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，士不通货财”，即为政者不看重多少、得失，羞于追求私利，乐于施舍而耻于积累财物，使廉政理念得以实施，才是儒家追求的“治世”，而不是“利克义”的乱世。

《荀子》中的廉洁文化内涵丰富、逻辑严谨，他的廉政理念既具备了儒家“中道”的思维方式，体现了儒家智慧，又有积极的实践价值，包含修身立志、以民为本、义利关系等一系列内容，是值得深思的廉政文化资源。

〔作者系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哲学教研部教授〕